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四月份详细报道了16家公司的果脯生产过程。相比之下，一个世纪之前，厄普顿·辛克莱（Upton Sinclair）在《屠场》（The Jungle）一书中描述的大规模肉类加工方法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他们在四周布满垃圾的池子里腌制腐烂的桃子，加入焦亚硫酸钠使水果看上去新鲜，还在其中掺杂了对人体肝脏和肾脏有害的漂白剂和添加剂。包装成袋的果脯被送往各大品牌商店，但这些包装袋并不干净，之前都用来装过动物饲料。
不断增加的中国食品安全黑名单中又增添了一项--有毒果脯。黑名单中最有名的就是掺杂了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，还有添加违禁瘦肉精的肉类产品、镉含量超标的大米、用墨水和石蜡制造的面条、用荧光粉漂白过的蘑菇以及地沟油。2011年，《中国食品卫生杂志》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。报告估计，中国每年有超过9400万人因食用携带病菌的食物而患病，每年大约有8500人因此丧生。
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凸显了该国商业道德的瓦解，以及政府监管未能跟上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步伐。而过度关注政府监管不力也说明，公民道德解体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。
随着大众的不满愈加强烈，中国政府颁布了《食品安全法》。该法于2009年6月起生效，禁止使用非法添加剂，并在广义上为加强从“农田到餐桌”各个环节的监管提供了法律基础。2010年三位副总理和十几位部长级官员组成了一个国家委员会。今年，中央政府要求省级官员“加大对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惩罚力度”.
但政策的执行却受到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困扰。中国的机构能力并不发达，公民社会依然薄弱，所以监管目标的实现经常依靠行政命令。而《食品安全法》的颁布，以及最近几次行政重组，又使得中国的食品工业监管能力进一步分散。
卫生部现在负责协调食品安全问题，但是，其他三个政府部门则分别负责监督食品的生产、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。这不仅使信息分享和部门协作更加复杂化，还为官员互相推卸责任创造了条件。
管理上的失败凸显了道德约束在管理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。但也正是因为道德的沦丧，才使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如此令人担忧。
纵观历史，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对商业活动构成约束。传统的中国社会承认人对财富的渴望，但同时也提出警告，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后来，毛泽东政权时代提倡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自身的利益，这也是人们行为的道德约束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儒家思想的破坏，以及后来的改革造成共产主义的名存实亡，导致中国出现了信仰真空。这个真空很快就被物质主义所填充。
在西方社会，虽然物质主义也很普遍，但宗教观念、发达的监管机制，再加上法治，共同定义了西方的商业行为准则。在中国，资本主义复兴的动力，几乎纯粹是对财富的追求。邓小平曾经说过，“致富光荣。”
现在，对物质利益的一心追求正冲击着中国的道德底线。去年10月，对将近2.3万名成年人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网络调查显示，大约82%的人同意，在过去10年中，中国的道德水准大幅度下滑。超过40%的人认为，道德滑坡源于人们对金钱的崇拜（35%的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问题，以及法律制约的缺失）。然而，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，他们并不认为遵守道德准则是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。
普通人只能尽量自己去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。农民只信任自己种出来的东西。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曾跟我说，他避免去小杂货店买东西。但是，大型购物中心里出售的食品也未必安全：国家体育总局不允许运动员们食用官方训练机构之外的肉制品。早在2008年，政府就设立了多个食品特供中心，以确保精英阶层能食用到有机食品。
温家宝总理说，食品安全事件是中国社会“诚信缺失、道德滑坡”的表现，还说，“一个国家，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，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、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。”
但是，人们好像对他提高商业道德准则的呼吁充耳不闻。中国的精英阶层本身也不完全承认这个问题。今年四月，共产党喉舌《求是》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否认存在系统性的道德倒退。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，因为很多官员和执法人员自己就是道德滑坡的制造者。
的确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，但是任何正常运转的社会都需要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。人们只能希望，在中国最近大量的丑闻事件之后--食品安全事件、薄熙来妻子被指控涉嫌谋杀、前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--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将会动员起足够的政治资本，来推行根本性的变革，建造一个道德水准更高的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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